（二）

夷狄固然与华夏有诸多不同，如种族、血缘、语言、地域、风俗、习惯等，但严格地讲，除了种族与血缘乃先天不变之外，其余一切，都是处在变动中的。而华夏引以为傲的礼乐文明，恰恰与种族、血缘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以华夷的关系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即便“严夷夏大防”最有力的《公羊传》，也依旧关注华夷转变的问题，在秉持“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下，它赞许、褒扬夷狄之邦的点滴进步。

公元前519年吴国打败楚国和六国联军的鸡父之战，在申明“不与夷狄主中国”之义后，《公羊传》紧接着又提到“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作者此语无疑是沉痛的。他固然想以诸夏“中国”为本位，但是现实情形恰恰是作为“中国”的顿、胡、沈、陈、蔡、许之师，无力抵御吴师来袭，他们必得依附于同样被视为“夷狄”的楚国且得接受其指挥，方才能与吴一战。即便如此，在此战中，依旧不堪一击。这六国实力既不足，道义亦有亏（背王附楚），于是便有“中国亦新夷狄”之论。东汉何休同样是从纲常伦教角度来探讨华夷之变的，“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夷狄之行。”

由此可见，华夏并不永远是华夏，夷狄也不是永远为夷狄。判断华夷的标准，早就不是血缘和种族，而是看其是否能推行道义，是否恪守君臣父子这一套西周以来已经成为共识的“亲亲尊尊”的伦常秩序。吴国虽然在这次战争中依然被视为“夷狄”之邦，但在《春秋》中，仍能作为主语，且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了这一条历史记录中，原因就在于“吴少进也”。所谓“少进”，就是说吴国比起野蛮的夷狄，已经稍有进步。它已经略懂君臣上下之分别，光明正大地宣战和媾和，向善驱恶，进于由夷向夏的转变过程中了。

其后的孔子，同样在礼乐教化这个层面上来区分华夷。他哀叹华夏诸国礼崩乐坏的局面，感慨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说连夷狄这样文化落后的国家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样子，而中原诸国反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倒退”发出的忧愤之辞。而观“孔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在孔子那里，“夷”已经不再是鄙陋野蛮之谓，该句中的“君子”，固然可以理解为夫子之道，但释为九夷之地有君子，也未尝不可。总之在道德层面上，夷狄是可以转化为中华的。

孟子接续了孔子“华夷之变”的观念，他说过一句名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华夷之别终究有道德礼教和文明程度之别，而其发展的最终趋势，只能是文明战胜野蛮，道义战胜强力。孟子身处战国之际，他岂能不知多少文明国家沦丧于夷狄之手？但是他说的“用夏变夷”，不是一个历史或者现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夷”“夏”纯粹是从价值观上来说的。

因此，春秋战国之后，人们再谈到夷夏之辨，极少是从血缘与部族着眼的，且通常都持一种动态的眼光来对待。但凡以茹毛饮血、腥膻污秽等词目夷狄者，基本上都是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之际、服务于政治军事斗争之需，才祭起“严夷夏大防”之旗。一旦形势缓和，“夷夏之辨”也就自然归于岑寂。

夷夏之别不构成中华各民族内部的矛盾，其理论内涵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即已经由种族转向了文化，且夷夏总是在变化中存在的。唐代韩愈对此归纳得最为清晰，他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再一次重申，华夷之辨绝非血统上的区别，而是文化上的差异。即便血缘上并非华夏一族者，若能讲求礼义，践行文明，能成为中华，反之亦然。

（三）

既然华夷的区分并不绝对化，且时刻处于变动当中，这就意味着华夷融合，乃是历史的必然。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最后就是“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谓“进至于爵”，即是说夷狄和华夏一样，都平等共享文明的成果，华夷秩序晏然。而所谓“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就是超越了一种一族的界限，而成就民族大团结，天下一家。应当说，这是传统“公羊三世说”构建的理想秩序观，并非历史实况，但此理论却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此后历朝历代治国理政者，对待“华夷之辨”，总体的倾向是搁置争辩而提倡“天下一家”，并且认为只有秉持此种观念者，方能彰显圣人之治。《礼记·礼运》有言：“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亦意在消弭民族畛域。

故古往今来，善于治国理政者，皆能善用“夷夏之辨”，担任好“夷夏共主”的角色。如唐太宗即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在这种天下一家的夷夏观的指引之下，唐朝实行了颇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与法制，唐太宗本人也不仅仅被华夏之人奉为天子，同样为四夷藩部奉为“天可汗”。此后的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天子同样注意平衡华夷，即便未必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从未停止在这方向上的努力。

至明清，治国理政者更是将“天下一家”“王者无外”这种精神意识发挥到极致，统治者不仅仅要担任本部族的首领，还要当天下人的“共主”。明朝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即是这种意识的产物。而清朝虽以居于一隅的地方部落取代明朝入居中华，但同样继承了明代的天下观。当汉人以狭隘的“华夷之辨”来质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时，清朝皇帝不惜对整个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进行细致检讨来反驳之，这在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针对汉人提出的“夷狄为禽兽，满洲为夷狄，明亡清兴乃夷狄篡窃”等一系列论点，《大义觉迷录》的主要结论就是：夷狄只是地理籍贯，版图决定了华夷分野；华夷之别最根本在于人伦、在君臣大义，而不在于种姓部族；华夷同秉阴阳之气，皆得应运而兴；为政之本在德，不在华夷之别，得民心者得天下，明亡清兴，在于明之失民心，并非夷狄篡窃，相反清作为夷狄，得华夏之民心，方能得天下。应该说，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对论者针对其私德和私生活的指摘，虽有强词夺理欲盖弥彰之嫌，但是就“华夷之辨”这个问题，回答得可谓有理有据、晓畅明白。事实上，雍正皇帝的这些结论，都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华夷之辨”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广大人民普遍接受的主流观念，雍正皇帝只不过是将这些观念集中表达出来，并无新意。

清朝统治者深知，论血缘、种族，他们自然难以“中华”自居，唯有诉诸伦理道德、文化因素，方能消弭狭隘“华夷之辨”给他们带来的困扰，故而他们有意识地用夏变夷，最终成为天下的共主。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在开疆拓土、团结部族，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乃是历史的归宿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