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玲：《“循吏”与“酷吏”的“为吏之道”》，《学习时报》2020年12月7日。
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为吏之道”及官员行为准则，给评价官员提供了一个理论标准。那么在实践中，要做到什么程度，方可说其尽到了“为吏之道”呢？太史公司马迁给后世官吏提供了一面借鉴的镜子，在《史记》中，司马迁区分了两大类官员，分别以“循吏”“酷吏”名之，并为之列传。从此，后世亦多以“循吏”和“酷吏”，来评价官员。
司马迁为循吏和酷吏列传，本不在同一个评价层次上，“循吏”“酷吏”都不是完美的官员形象，但后人不察，往往将两者对立。于是后人心目中“循吏”一般解读为才能平平、老实颟顸的官员，“酷吏”则是有才无德、行事张扬的能吏。“循吏”和“酷吏”之分给传统社会的为吏观，增加了丰富的内涵，也使得“为吏之道”之类的行为守则，有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参照标本。从“为吏之道”出发，发展出的传统监察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为官标准问题，并且为此制定官制官规。《尚书·伊训》就提到“制官刑，儆于有位”，“官刑”针对的是官员违法违纪行为，即“三风十愆”：“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官法”。《尚书》中的《伊训》是否即为商朝初年伊尹所立，仍聚讼纷纭。但是毫无疑问，它反映出古人对于官员尺度的把握，有着深入的思考，且察官治官之法，源远流长。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最系统的官员准则，也是最为确凿无疑的，是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记载的“为吏之道”。该篇首先叙述官员自身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如“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苟，审当赏罚……”，这个品质既包括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品质，更强调其作为官员，在行政、司法等国家治理活动中应有的品质。在交代完品质问题之后，“为吏之道”紧接着提到作为官员的具体要求，即“五善”“五失”。所谓“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而“五失”则按照3种标准分别规定了5种反面行为，比如奢侈浮夸、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贪赃枉法、不顾民生等等，几乎涵盖了官员所有违法、失职和失德行为。其中总论强调要求官员加以自律；“五善”“五失”则更像是考核官员的标准，若官员有五善，则予以奖赏，若犯五失，则要受到纪律和法律的惩罚。“为吏之道”无疑是战国时人们对长期以来官僚政治活动的一份宝贵总结，也给官员的行为活动，提供了一个尺度，既有可资镜鉴的一般标准，又有用于赏罚黜陟的硬性杠杆。体现了古代“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路。
《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列了春秋时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5人，这5人性格不一，行事亦异。孙叔敖、子产施教导民，上下和合；公仪休自律极严，绝对不让自己的生活标准高于百姓；石奢、李离作为司法官员，绝不因私废法或诿过于人，有着极为强烈的责任担当。寥寥数笔，勾勒了一个“循吏”群体的形象。其主要的精神，在于“奉职循理”，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也就是说列于“循吏”之中的官员，都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但并不倚仗官位作威作福，属于“亲民”型的官员。以子产去世时“丁壮号哭，老人儿啼”为代表，可见“循吏”受到人民爱戴的情形。大体上“循吏”，除奉公守法之外，更重视“以德化民”，言行可谓百姓之楷模。
提及“酷吏”，又绝非是“循吏”的对立面那么简单，相比于“循吏”，这个群体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态。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列了汉代的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減宣、杜周10人，同样各有各的面目，但有三点则是共同的。首先，“酷吏”都绝对忠诚于人主，为君主之事，殚精竭虑，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破坏成法，比如“酷吏”杜周作为司法官员，就“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其次，“酷吏”均有很强的行政才能，绝无废政懒政之举，这一点上，其与循吏如出一辙。所以司马迁在对其行为方式表示保留之余，仍不禁赞叹：“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再次，“酷吏”行政偏于严厉，其手段趋于酷烈，这也是其“酷”之名的得来。“酷吏”用法深刻，且行法不避贵戚，虽身死而不避之。且我们需要看到，其对百姓固然亦不少酷烈，但更多针对的则是权贵豪强。所以在吏治如救火扬沸之时，非武健严酷，则不足以胜任愉快的。大体上“酷吏”，亦能忠诚王事，但手段多是霹雳手段，雷厉风行，更加注重行政的效率。
“为吏之道”和历代官制官规诚然给各级官吏确立了一整套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但官吏若不奉行，则又当如何？于是一整套完备的察官之法——古代监察法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为吏之道”的制度保障，无论“循吏”还是“酷吏”均要接受制度的考察和奖惩。从“为吏之道”发展而来的察官之法源远流长，自汉代《刺史六条》至唐代《监察六法》，再至明清《宪纲条例》《都察院则例》等，都是专门的监察单行法，而在清乾隆时期出台的《钦定台规》，则集传统监察立法之大成，汇集了有关监察制度的上谕、奏议和条例等，分为“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察”“巡察”“通例”8大类，为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这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有了完备的监察制度，所以品秩不算太高的监察官员，敢于纠弹权贵、激浊扬清，让“为吏之道”落实在官员的行动当中，而使奸佞无所遁其行。如清代顺治年间监察官左都御史魏裔介清廉刚正、嫉恶如仇，面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揽权纳贿、党同伐异，几番上疏弹劾两人欺罔附和、蠹国乱政，最终使得“正宗获罪籍没，克巩夺职视事”。康熙年间的御史郭琇，半年之内，相继弹劾参罢三名权臣、两名尚书、一名内阁学士，刚直不阿，名震天下。其他如弹劾乾隆时期一手遮天的大臣和珅的御史曹锡宝、钱沣、王念孙，弹劾晚清总理大臣奕劻的御史江春霖等，都为澄清吏治厉行监察，使得“一时权贵敛迹”。
“为吏之道”与监察法制交相为用，相辅相成。这样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其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