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人民法院报

古代中国法律和刑罚虽有苛酷的一面，但并不是只有苛酷。刑罚是国家除暴止乱、赏善罚恶的必要手段，自然免不了诸如死刑之类制度化的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尊重天理人情，坚持“恤刑慎杀”“义刑义杀”。为此，逐渐形成了体现仁义、仁爱、人道，尊重、体谅伦理亲情的死刑执行制度。

“送行酒食”。在古代法制正常时期，让死刑犯临刑前吃顿饱饭，大约是一般惯例，有时还正式写进了法典。唐《狱官令》规定：“诸决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宋《天圣令》规定：“诸决大辟罪，皆于市……并官给酒食。”“官给酒食”就是死刑执行中“仁刑”的体现。在执行死刑前，官府有义务给临刑犯人提供酒食。执法官员若没有安排这顿饭，就会受到制裁。这顿饭，既是临刑犯人的法定权利，也是执法官员的法定义务。

“亲故辞决”。就是在执行死刑前，允许临刑犯人亲属到现场诀别。在古代中国，这是临刑犯人及其亲属的法定权利，官府有义务予以保障。这是一项体现司法仁爱、尊重亲情伦理的典型制度。在行刑前如果没有安排“亲故辞决”，执法官员就要受到制裁。唐《狱官令》规定：“诸决大辟罪，……听亲故辞决。” 宋《天圣令》规定：“诸决大辟罪，皆于市……并听亲故辞决。”至于“亲故”在什么范围内、诀别的具体方式，古时都有相应的规定。这一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有所继承：“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这种人道主义的临终关怀，正是国家公权力、国家法律对生命的尊重。

“观刑甘心”。在死刑执行时，安排被害人亲属来到行刑现场，以满足其报仇雪恨愿望（“甘心”），抚慰其受伤的心灵。这是古代中国的司法惯例之一。《左传·庄公九年》有“请（观）受（刑）而甘心”的记载。《警世通言》第十一卷“刑部请（受害人）苏爷父子同临法场监斩诸盗”。《施公案》第二十四回法官特邀受害人亲属“看立斩众盗，以解心中之恨”。这一制度，旨在对受害方平复心灵伤痛，以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此外，这种做法也许还有行刑监督的含义，确保受刑人不被换掉。今日刑法禁止死刑犯示众，旨在保留其尊严，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孕妇缓决”。这是古代死刑执行中又一项展现司法仁政的制度。《唐律疏议》规定：“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孕妇依法判处死刑者，暂缓执行死刑，等产后满百日才可行刑。若违法对孕妇行刑，执法官要承担法律责任（最重者判二年徒刑）；即使出于过失（比如疏忽未觉察怀孕）对孕妇执行了死刑，也要受法律制裁（刑罚减轻二等，即判处徒刑一年）。《大清律例》规定：“若（孕妇）犯死罪，……亦听产后百日乃决。未产而决者，杖八十；失者，各减三等。”这与唐律基本一致。若明知其怀孕仍加处决，执法官要承担“杖八十”的刑责；过失处死孕妇，执法官要受减三等即杖六十的制裁。这项制度传承了仁政特别是“恤刑慎杀”的价值理念。

“存留养亲”“存留承祀”。即符合一定条件时，死刑犯可以暂缓执行死刑，存留下来赡养老人或传宗接代。这一制度，大概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了。《北魏律》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家有高龄老人且系独子单丁的死刑犯，可以奏请皇帝批准“存留养亲”；符合这一条件的流刑犯，则加鞭笞后“留家养亲”；尊亲属故去后，则改服流刑，即使遇到大赦他们也不得赦免。唐宋律规定与此基本一致。《大清律例》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流徙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这一制度是儒家伦理直接影响法律的结果，既体现了“慎杀”的仁爱、人道精神，又体现了对敬老养老的重现和对当时“无后为大”传统的尊重。

古代刑法中体现仁义、仁慈及尊重伦理亲情的制度还有很多，如允许家人乞鞫（亲属独立上诉）、无子听妻入狱（同居传后）、允许亲属相隐、允许家人抱告（代理告状）、允许家人代（受）刑、老幼妇疾不许拷讯不许枷锁、允许老人妇女以钱赎罪等许多制度，虽然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兑现程度也不同，但都有仁爱的考量，有的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