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4日，由南开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刑法教义学与刑法社会学的对话——阿里女员工被性侵案九人谈”在南开大学法学院123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我院邵六益助理线上参与讨论，并作与谈发言。

主要观点：

其一，性别问题的重要。因为男女问题涉及到婚姻、生育与延续，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又恰恰最私密和不公开的，彼此关系的细节最为百花齐放，所以法律难以完备归纳。未来中国学界需要花一定的精力去做男女问题、家庭问题、亲子关系的理论，这些真的构成了中国的宪法、活的宪法，因为一个家庭结构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除了法条之外，需要生活经验，需要有其他方面的知识的支持，我看车浩老师、马师兄、兵建的很多刑法试题，都有很多的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加持，都以自己的阅历、学识、思辨和才华，敏锐地将社会尝试、实证材料纳入到教义学分析之中了。

其二，性的问题为什么当下最引人关注呢？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八卦，也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关。就女权主义来说，什么时候女权主义会兴起？当然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社会变动时期的影响，一定的经济增长后，女性经济地位提升，但是社会心理层面上对女性的重视、政治法律层面上的保护不会立即跟上。当社会的经济情况发生改变之后，经济层面的变化体现得最为直接，但是人的思想和政治、法律上的赋权则相较滞后，两者存在一个时间差，所以会出现一个浪潮——“先富起来”的女性会先扛起大旗推动女权主义的发展；等到女权主义把这一波经济发展赋予的经济地位提升所相应带来的权利实证化后，女权主义就会衰落。

其三，女权主义诉求的解决，也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去理解，要避免西方左派的“女拳主义”的误导。我认为对女权主义、中国法律如何回答女性诉求的问题，需要看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这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社会主义对女性的保护和尊重，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在经济地位上的提升，而不是口头上的、条文上的大词意义上的权利。